“最大公约数”的一部分——外企在上海这样参与中国立法

中外资企业的代表在热烈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上海1月13日电（记者郭敬丹 许晓青）在中国上海学习、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丹麦人李曦萌，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本周早些时候，在上海市海通证券大厦的会议室内，长桌边围坐着和他一样的企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律师，还有中国立法工作者等。

在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会议聚焦一个严肃主题：为一部关系到中外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的修订提出个人建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会在上海的讨论现场。长桌一头一块大屏幕显示着公司法（修订草案）修改前后对照表。这份资料左右两栏分列现行法律文本和修订草案文本，并用黑体字标出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或增加的内容，一目了然。

会议本身也是中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一次大联动。会议举办方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海通证券基层立法联系点。

参会者来自不同的企业，有国资，有来自香港的企业，还有欧美在沪投资企业等。会场上的一根网线，还连着北京——会议内容以视频直播形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无缝衔接”，实现了通联。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把征询会开在企业一线，种种联动，皆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实现“开门”立法，让各方主体充分参与到投资兴业的决策依据制定环节中。

身为特雷通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李曦萌在参会之前做了不少功课。他说，在中国的公司法（修订草案）里看到了与时俱进的亮点，如股东会、董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电子通讯方式，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当然，也有一些尚待进一步讨论的内容，他也提了意见和建议。

经过认真准备，香港恒生银行法律事务部高级法律顾问易佳围绕银行作为债权人与公司客户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关方面，提出三条建议，涉及担保、审核、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等。

和她一样，海通证券、德国商业银行上海分行等企业代表都对具体法条提出修改建议。一场“头脑风暴”的征询会，记录下许多“冒热气”的“金点子”。

“这种体验非常好。”李曦萌觉得，尽管自己是外国人，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看到自己的意见也能在国家立法这样的大事中被重视，着实兴奋。他认为这是中国式民主全过程、全覆盖的一种表现。

“这场征询会，关注各方利益主体的所思所想，为更好制定契合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的法治体系提供意见建议，也展示出中国特色民主的广阔舞台。”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海通证券基层立法联系点顾问葛伟军说。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中国基层，一处处基层立法联系点被居民形象地称作“立法直通车”，广泛覆盖不同群体，通过事前广泛动员、深入普及相关法律，事中搭起平台、让基层意见充分汇集，事后及时反馈、形成民主决策全链条、全流程的闭环。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虹桥街道是全国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15年确立。在上海，“立法直通车”还有更多“班次”。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的2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实现上海16个区全覆盖，并实现街道、市民中心、企业、行业协会等各层级单位参差分布，使基层立法联系点具有连通性、代表性，在“神经末梢”为制度供给增添力量。

“上海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立法全过程，意见征询从决策中向决策前和决策后延伸，内容上力求取得不同意见中的‘最大公约数’。”上海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陆晓栋说。